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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绍文撰文:回忆父亲
2014-9-20
来源:未知
点击数: 2823          作者:未知
  • 原文标题:父亲的记忆

        父亲已逝去近40年了,父子之间的情感随着岁月的流失,被消磨得淡淡的了,可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我,却常常被父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着,岁月的风雨不管怎么雕磨都似乎无法消去它的印痕。
        父亲是个刻苦而且有志气的人,在孩童时的记忆中,就清楚地铭刻上父亲那股子过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        听父亲说他只念过四年书,按文化程度是很低的,而且那时只学国文不学数理,不过在旧社会能识文断字就不易了。他说他小的时候给人家当相公 (就是在铺子当学徒学作生意),虽然只读过一年书,但一有空就用手指在地上练字,用条帚扫地时也在地上练,财东和家里上辈原有过交往,又看父亲刻苦好学, 便送他去上学,凑合着能读四年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吧。
         我小时的家境较好,家里的房子很多,可是间口很窄,就是农村人说的单边溜。进了大门右边是磨房,再往里走便是喂牲口的大圈,一边是院井。牲口槽的后边有个 两间宽的大房子,窗子面对着院井,光线透过纸糊的两个大窗户,土房子便显出几分明亮。房子里用土坯盘着个大炕,靠炕放着张桌子,这就是父亲住的地方。我没 上学时,常见父亲在耕种之余,伏在不知传了几代的古旧带斗桌子上读写。拿着本发黄的竹纸书不住地念着,还发着音韵,样子像唱歌。他一清早起来就读,晚上在 桌上点起玻璃罩子灯还在读。那时各家都点着铁杆清油灯,点煤油灯的都很少,我家能有个带玻璃罩子的灯实属不易了,村子里的人都投过羡慕的目光,看去好文 明,好洋火呀。
        就这样父亲总是伏在灯下写写划划了。夏天里,那时的房子低,屋里热得像个蒸笼,蚊子像布了阵,轰鸣着寻找着目标。旧时的农村人都是三五成群坐在门 外或远一点的空地上纳凉,摇着扇子谝着闲话,聊着天,可父亲总是伏在灯下看着书,嘴里不住地麻里麻呐地念着,每一句的尾声很长。到了冬天农村那时没有取暖 设备,都是靠土炕取暖,太冷了就爬上炕,围上被子。就像人们常说的,三十亩地一头牛,老婆娃娃热炕头。可父亲仍是坐在那把坐了几辈子人的老掉牙的圈椅上读 呀写呀,有时冷得直跺脚,呵着手,也不上炕。他还在房子南墙上挖个小窗口,像个嘹望口,那头老犍牛吃完了草他就能看到,尽快地给牛拌上草又回来读书。我那 时小,我真不知他读的什么,也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读,那带韵的声音把人耳朵塞得满满的,一静下来那种声音就在耳边响。每次偷偷地看他读的书,原来都是线装 的,那纸好薄,黄黄的,他把一根扫地用的扫帚的竹子棍儿锯上一截,蘸上红水,给字行间点上圈,可能是记号,后来知是断句。我真不知他读的什么书,可那种奇 特的读法和点印圈的认真样子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。等我上了学,晚上,父亲便让我坐在他的一边写字,他把桌子划分成两半让我占着一边。有时让我在一块黑 板上用粉笔写,有时让我在石板上用石笔写,有时用铅笔在纸上写,写毕他都要检查,并一笔一划教给我。父亲常以他有一笔好写而自豪,并说他练了好长时间了。 大约是如此,我见他写的毛笔字很好看,村里人也这样夸赞他。小时我只记得我们村有名的文化人很多,能称得上书法家的也不少,父亲能排上号也算不错了。
        父亲在村里当的村长,每天来找他的人很多,有村里的人也有乡上的人,一天谈论的都是互助组呀,编工队呀的事。这些我听不明白,但后来我发现父亲制 了许多铁针,和医药之类的东西,还见他给村上人家的牛驴看病打针,灌药,从别人口中我才知道他是自攻医学的,他长年累月读的书都是医书。
        父亲由于下了工夫,他对医学方面的经典著作,可以说倒背如流,所以也落下个医学理论专家的美名,我常见他去县上开会领回各种奖品,和盖着县长大印的奖状。
        大约在1 956年,父亲再不从事种田这项事了,而是干起兽医这项工作来,他的形象我清楚记得,骑的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,那车子的漆皮掉得斑驳陆离,尽是锈迹,车轮 上没有瓦圈,车链上没有护链板,脚踏常常是只剩下中间那一根芯,踏起来直垫脚板。父亲那时不留长头,剃着光头,瘦瘦的,直觉得脸上的棱角极其分明,他穿的 是老式衫子,胸前的纽扣是用布条编成的,农村人把编纽门作为妇女的一项巧活,这活自然是母亲做的事。老式的连档裤系着根农村人缝的布带子,他把裤腿管一直 编在膝盖下面,斜别在小腿上,露出长长的驼色长袜。这样装束是为了骑车子方便,不让链子夹住裤管。不过这样装束让人看去也很精神,充满着活力。
        父亲是个“拼命三郎石秀”,他干起工作来确实不要命,而且特别的直爽、坦诚。那时还没有兽医站,可庄户人家家都养着牛驴,这是一般农家户的命根 子。政府就号召把个体医生组织起来,实行保槽,就是一个村或一个巷的牲口让一个人包起来,定期检查,随叫随到,避免农户损失。为此父亲骑上他那半旧的自行 车到处奔走,把连村连乡的几个医生组织起来,并分了村分了户承包起来。那时我虽然对这些事不大懂,可常看到父亲早出晚归,有时一天一天都不回来,有时回来 引来许多陌生的人,有的人自行车头上还挂着红布条和阉猪牛用的刀剪。父亲喜欢喝酒,回来就让母亲把同行们阉了牛割下的蛋切成肉片炒上,并来上一盘炒鸡蛋, 和来人便喝起酒来。喝到高兴处,来人有时还让父亲说上一段“三国”或“水浒”。因为父亲喜欢看书,而且记忆力强,所以,过去常见在农闲时,左邻右舍邀他在 门前说古,以前那些庄户人多没读过书对说古论今很上瘾,常常是听上一段又一段,久久围在门前的空地上不肯离去。父亲此时也像个说书人,端坐在门前的木墩 上,说三国道列国,他的声音宏亮,讲起那些事来娓娓动听。我最爱听的是他说的武松打虎一段。所以有生人来除了说闲,还要邀他说上一段子书。
        父亲不仅会说书而且也爱唱戏,他的声音脆亮能唱很高的调,过去村里演《梁秋燕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,少不了他组织,也少不了他演主角,他常常扮老 太婆,演得神似,村里人都说他的戏唱得好听。我们村西南角有片空场地,修着一座戏楼,据说是明代的建筑,反正每年春节都少不了在那里唱戏。我们村演的全是 现代戏,每次父亲都出台,每次我也跟上看,他只要一出场,台下的人便呼号子。可他从不“宣荒”,不知是没时间,还是对那种唱江湖不感兴趣,反正是红白喜 事,他绝对不唱。那些自乐班排演新戏时他必去,村里的小学校是他常去唱戏的地方,有个老师会拉板胡,下午放学他便去唱上一段,每每唱毕头上直冒热汗。听村 里人说,父亲爱戏爱得入了迷,每天吃完饭,就把桌子当坐鼓,筷子当尺子 (打板的锤儿俗称尺子),敲着碗练起唱来。谁也挡不住,谁也不敢挡。
        到了后来,他每每引着同行回来,也是管吃管住,有时也叫来村子里拉板胡的,在家里唱起来。唱戏是唱戏,可从不误工作,他很快把我们周围的七个乡镇的兽医组织起来,对当时的畜牧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,受到了县上的表彰。
        父亲的脾气极暴烈又极公平,见不得曲曲弯弯的事,所以也得罪了一些人。比如,他反对给农户牲口看病而收取好处费,或让人家拿好吃好喝的招待,常常 对一些同行人进行批评。当然,作为他本人来说一直有个信条,要为人做好事。记得他开始行医,先是在本村和邻村,从不收取报酬,有时自己贴着钱给人家把牲口 看好,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,可在解放初,那确是这样,而且这样做了,才感到心安理得。这大约其中有一条原因,上辈的人都教育下辈的人要积阴德,人们把积 德行善看得很高,今天打倒了迷信邪说是好事,有的人没了心理负担,便大肆作起坏事来。父亲给乡里人看病不要钱,却在乡里落下好名声,每逢过年过节,乡里人 都买上酒,拿上点心看望他,真是门庭若市,每逢这时父亲总邀乡亲们坐在一起喝酒谈论。谈论的内容很多,有过去的,有当时的,那些乡亲们似乎都很相信父亲的 话,都赞叹他说得有道理。
        父亲的这种好事乐为的行为一直延续到他逝去。也许是他太正统,太正直,太看重自己的价值了,所以使他就显得有点固执,宁可自己吃亏身体吃亏,也要 坚持一种道义。记得到了56年,全国都在搞合作化运动,他首先报名参加,并把自己的牲口农具都爽快地送出去,还抽出好几个晚上的时间,做对门一家人的工 作,要他尽快入社。这家人是河南逃难上来的,创建家业着实不易,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,才买了条牛,把几个女儿嫁给当地,才盖了点房,实在不愿先入社。父亲 曾帮助过这家人,所以凭这个好说呆说才说服了这家人。我当时小,想不清他为啥这样执着,只是看他整天忙录地奔走着。
        在入社前后,父亲正搞一项大的事业,他根据县上指示精神,要给我们所处的党木区所直辖的各乡镇都成立起兽医畜牧站。为此他忙录着,晚上坐在灯下筹 划着,天一亮就骑上他的那辆半旧自行车奔了出去,家里的什么事都顾不上,里里外外都要靠母亲一人操作,因此他们之间也常有口角发生。每每常有人把牲口拉到 门前让他看,不过这种现象以后少了。后来,我才知道,父亲给各乡都成立了个兽医站,把零散的兽医都组织到那里,而且都有门面站址,这些兽医分片包干,谁出 了问题谁负责。他被任命为党木区畜牧总站主任,并由县上指派让他到西北大学农林专业班学习。
        父亲一去就是半年多,回来时已是春暖花开,他不顾家里孩子上学和且有病人,说现在急需的是人才,那些原有人员确实老化了。而且有许多兽医本身就没 文化提不起笔,有些甚至是文盲,凭多年的经验或师傅口授,学得一点验方,这怎么能适应畜牧业的发展呢。于是他想出一个培训的办法,在那些初中高中毕业的人 中选一选,看谁愿入这一行,或跟师学艺,或集中培训。
        冬天来了,渭北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,屋檐下的冰串冻得老长。我那时已上了高小,当时的学校少,上高小也要到1 O多里以外的党木。放假回来,便看到院子里有许多人,父亲不知从那里借来的大黑板,挂在院子里的树上,写着划着,为学员们讲课。据说当时培训没有地方,只 有放在自家院子里了。这个培训班几十号子人放在家里有什么好,有老的有少的,要喝水,要拉撤,院子里懂得乱糟糟的。那时的人还不懂得收费和有偿服务,只知 道作贡献,所以,尽管家里乱成一团糟,父亲还是乐呵呵的,接来送往,上课下课,从没说过累。我每天看到进进出出的人群,真不知道父亲这是为什么,可来的人 都议论父亲是个好人,也都说父亲的理论水平高,讲得深入浅出让人学得很系统,听起来又容易懂。我真不知道父亲这些知识是那里来的,大概是过去常年累月,三 九寒天和三伏热天,在家里刻苦读的那些书中得来的吧。记得他有套康熙词典,全是线装古本,被他划上许多红杠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查,我想根据他的文化程度 查起来也不会顺当,可他居然把它作为工具了。记得父亲很推崇古代的名人,常听他讲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,也讲张仲景、李时珍的故事,足见这些人对他影响 之大。当然也对我有熏陶,我自小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,所以个人奋斗就成了我精神中的一个部分,反正自小就开始努力。小时我爱绘画,特爱水墨山水画,画 松画马几乎天天都练,把个祖先留下来的大方桌总弄得墨迹斑斑。父亲看了很高兴,便说:“好,你好好学,将来如果能入畜牧兽医这一行,不仅懂理论,还能画出 来。”他让我多观察,画啥要像啥,要准确。后来,我不知为啥迷上音乐,对板胡对三弦都很感兴趣,父亲便把我引到党木镇上的一家商店,买了一把板胡,说: “好好练,咱村上唱戏还缺把头把弦。”
        反正是想进取的事他都支持我,并时时检查我。可惜这些学业半途都废了,也可能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才,最大的原因还是环境不允许。因为父亲过早地逝 去,人要生活,首先是饭碗。在当时不是人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人,特别是在当时那种集体化,组织化,军事化的大氛围中,首先是寻一份工作解决吃饭问题。
           父亲逝去了,那是在1 96 1年低标准的年月里,我还正在初中上学。那时的吃饭成了每个人的大事,低标准的粮食少全是瓜菜代,开始还能吃上包谷馍,以后到学校去全靠背苜蓿菜麦饭充 饥,不过这还是好的。当时,我们村由于有个老书记是长工出身,对种地懂,说大话少,务实多,还好一点。春天,每个队都种上一百多亩地的苜蓿,是专为牛马吃 的,可它的嫩芽很好吃,给人也派上用场。所以,上学去,家里便把嫩苜蓿芽采回来,洗净拌上点粗面粉,放在锅中搭到笼里蒸,然后装到长布袋中背到学校,每到 吃饭时舀上开水把麦饭泡到里边,便是一顿饭了。就这样其他学生还羡慕得不得了,有时家里除了麦饭还再让背上一布袋杂粮馍,到学校锁到宿舍一个长匣子中。有 次我发现许多同学在一起吃馍,似乎都是我的馍,还说:“现在是公社化了,谁的馍都是集体的。”我到宿舍一看,锁子开了,匣子里的馍一半让人拿走了,可这又 有什么办法。
        正是在这种年代里,父亲那种过执的性格更是吃亏,他干的工作是流动工作,常要到各村舍去检查牲口,各队又都办着食堂,去得早了饭未熟,迟了吃不上 饭,常常饿着肚子,即就是能吃上饭也是一碗能照见人的清米汤,一个杂粮馍或麸子馍。他这人性子刚,绝不讨扰,也不允许他的下属吃特殊饭,所以弄得大家都不 高兴。
        就因为如此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,清瘦的脸更显得清瘦了,眼睛深深地陷下去,远远看去像两个黑窟窿,脸色青里透黄。我们看了都很心疼,可他仍不忘工 作,有次他回来说:他去一个村里看牲口,牛卧到地上起不来,他要检查,饲养员把牛踢了一脚说:“死了吧,死了吧,死了让社员过个腊八。”他心疼了,语音颤 颤地,我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。也是他太爱他的事业吧,似乎对当时那种现象太不理解了,似乎在不断地问自己这是为啥。他干的这一行整天和牛驴打交道,所以和 这些东西有感情,他看病也是揣摸着牲口的心理,因为牲口不会说话,中医看病的望闻问切就少了几项。所以看病更要有一种相通,慢慢地这种感情也相通起来。他 看病时,看到牛儿驴儿的哀叫声,便更同情它们。所以,他看到那个社员踢牛的态度,深深地刺疼了他的心灵,使他感到非常痛苦。
         父亲是农家出身,他深知牛是农民的宝贝。特别在50年代末,牛驴乏瘦,大量地死去,死了生产队便一杀,一家分几斤肉吃。这样使许多生产队剩不下几头牲口, 常常看见社员三五成群地在地里拽犁夯耙。那时拖拉机还不普及,父亲说,叫人看了心里真不是味道,那些人拉犁耙不说工效极低,一晌拉不上几来回,而且把一个 个挣得屁滚尿流,气喘吁吁,有什么办法,只能看着地种得越来越粗糙,犁得越来越浅,遍地胡基。男女社员成了牲口的代号,推水车,拉耩子,后来竟有人拉胶轮 车。那样子真像农村死了人,孝子在前边拉死轿前的白布,俗称拉链一样。几十个人有时甚至更多的人摆在车的前边,几个壮小伙驾着车辕,拉着一车粪土往地里 送,有时一晌拉不上一回。好在集体劳动,热闹得很,人呼人喊连成一片。这样干,一天挣不上1 O分工,图不上几毛钱,到了年终分红也是怨声一片。
        父亲越来越沉默了,有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,有时似乎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。后来,我听说父亲性子直,喜欢说真话,不知怎么顶撞了大公社的那个 领导,当时的大公社一大二公,党政社财权集于一身,工农商学兵一杆子插到底,谁敢违抗。据当时的一位领导说,自反右斗争之后,领导的权利达到顶峰,动不动 给你就扣上了大帽子。有个比喻很形象,说:领导让你上天,你只说怎么寻梯子上,绝对不能说天上不去。所以父亲的犯上怎么能不受到严厉的批评,说他是才高气 傲,有农民意识中那种求稳怕乱的思想。不管怎么样,父亲还是骑着他那辆半旧自行车,车梁中间挂个方型的布袋,里边装着听诊器铁针之类,车后挂着药包,到处 奔波,有时跑上一天还饿着肚子回来,过去那种爱喝酒的习惯也确改了许多。因为在物质极缺的年代里,酒简直成了宝物,只有让领导批上个条儿方能买上一斤半两 的,而且是劣质酒,谁能喝上酒。父亲的酒虫子上来只有忍着,有时碰巧遇上了酒,由于心情不好,体质差了,一喝就醉。当然这些都属于次要的事了,最主要的是 填饱肚皮。父亲要跑外边,又吃不上个热饭菜,后来背我们村自产的苜蓿菜麦饭了,就这样后来也不行了,原因是我们村的苜蓿种得多,面积大,长得嫩,很快引起 周围十多里外的人们的眼馋,纷纷来采摘。我们大队的几个队不得不搞联防,派出强壮劳力去看管。这那里能看得住,有时一来就是几百号子人,忽拉一片,黑压压 的人群,就像饿疯了的羊群,挡了这边挡不了那边。于是,大家联合想了个办法,一个队出二十多个劳力,几个队就是百十号子人去地里看管,邻村的人一看明来不 行,就暗来,晚上纠集几百号子到上千号子的人前来偷苜蓿,有时看你地边庵子里的人少,就出来几个人用棍棒逼着,保护着前来偷苜蓿的人群。
        就这样,苜蓿长得一尺多高,早不是菜了,还有人采,没法子生产队拿出一部分苜蓿地分成小块,划到各家去充饥。父亲背苜蓿菜背馍跑工作还有一个原 因,那就是我当时正念书,身体又弱,他想把家里仅有的粮食蒸成馍,让我多吃一点粮食之类的东西。他说这些粮食营养价值高,年纪小的人正长身体多吃点有好 处。
        一次,他给我来送馍,当时人给娃往学校送馍都是每三天送一次,时间长了会发霉的。他来了,还是骑着那辆旧自行车,脸色青青的,把车后煞的馍布袋卸 下来交给我就想走。我问他车后的那边布袋是啥,他说是苜蓿菜麦饭,我心中不由得一沉,我打开给我的布袋一看,全是家里最好的粮食——豌豆粉做的馍,这是当 时最上等的食品了,父亲为了我,自己吃苜蓿菜呀,这确让我当时一阵心酸,有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        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还不忘本行工作。学校在低标准的年代里,都养了猪,每个班都有个猪圈,父亲正和我说话,听见猪哼声,也许是职业的本能,他回过头去,又到猪圈旁转了一圈,一个教师正在圈内喂猪。父亲忙说:“你这猪圈不行。”
        那个老师惊疑地转过身来看着,父亲笑着说:“猪要长得快也需要阳光,也需要活动场地,你看你那圈多小,冬天里猪在背阴中活动不开,怎么生长?”
        我忙小声说:“你管那么多事干啥!”
        父亲没有理会我,继续和那个老师谈话。他讲到猪的卫生条件,生长规律,仿佛这是他喂的猪,只怕别人不经心一样,我实在佩服他这种事业心。
        1960年的冬天到来了,这是一个凄冷多雪的冬天,也是一个正处在粮食和其他物质极其匮乏的年月。村子里一切都显得冰冷没有生气,街上没有行人, 没有呼叫声和谈笑声,也看不见炊烟,只有白皑皑的残雪冰渣高低不平地堆积在巷道的土道上,村边树上的乌鸦的叫声极其难听凄苦。父亲回来了,是在我已放了寒 假的时候,他的脸上似乎罩了一层阴云。他这次回来和其他时候的回来不一样,这次回来把他平时用的书刊笔记都从单位带回来了,独自一个人在房中整理着。
        我问他这是为啥,他没有说话。父亲整理完了书刊,指着一大堆笔记本说:“这些东西你可不敢随便乱拉,这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呀。”
        我不解地看着他,问他为啥。
        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声,长久地冷着脸没有说话。随后轻轻地说:“你也大了,我的心思你知道一点也可以,我一生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,可事不如愿啊,如 今没有法子,只有著书立说了。”他指着那一大堆笔记本继续说:“我已把我大半生积累的临床经验编写了一部分,我要写,完不成这个事死不瞑目呀!”
        我看了看他那堆笔记本,拿了一本,用手翻开一看,上面尽是用韵文写成的七字句,密密麻麻的。我忽然想起父亲过去读书总是拉长声调并带着韵尾,莫非因为是有韵罢。我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。
        父亲整天呆呆地坐着,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有天晚上他似乎高兴了,突然唱了一段诸葛亮“祭灯”中的唱段:“后帐里转来了诸葛孔明,有山人……”
        那声音清脆嘹亮,如泣如诉,行腔十分耐听。那声音穿过夜空,在屋外播散着。后来再没有听见他唱戏了。
         春节到了,在低标准的年代里,村民们旧的习俗还没有改变,老老少少仍然挨家挨户在拜年,这样的行为顿时给空旷冷静的村庄增加了许多热烈欢快的气氛,似乎整个街道又活了起来。
         父亲清早起来搭上铜壶煮茶招待村人,大家又说又笑。早晨的阳光十分艳丽,这年的年饭是由母亲蒸了几笼大麦面馍,这馍看去青青的,由于皮儿汆不净所以吃起来 扎扎的,不过能吃上这样的馍就算不易了。父亲似乎胃口大开,多吃了点,最后剩下一小块说他不吃了。下午他对我说:“门外有一小块空地,开一下,种点粮食 吧!”可是父亲只翻了几锨就有了病,躺到了炕上。当时正值春节,医生都回家过年去了,父亲得的是低标准时的流行病肠梗阻,他直疼得坐立不下。
        父亲去了,他是瞪着一双眼睛走的,直到入敛,那眼睛是瞪得圆圆的,他是死不瞑目呀。
        父亲去了,来为他送葬的人很多,各村镇的,大公社的,有农民,有干部,有同事,村里的大小干部都来了。
        大家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:“好人!”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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